明清时期的城市商业习惯现已成为习惯法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借助于“国家”与“社会”、“大传统”与“小传统”等分析框架，对民间商业活动中形成的“行业习惯法”“商业习惯法”等相关规范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研究工作。本书作者针对以往学者研究中的过分强调行会习惯法的功能和作用，将研究单一化的弊端，提出在习惯法的研究中，应当做到“官民互视”。以此为研究思路，本书以清代巴县衙门保存的司法档案与契约文书为研究的主要资料，对清代中期重庆行会习惯法的发展及其变迁、地方政府于民间商业社会构建行会习惯法的种种努力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探讨，揭示了重庆社会特定历史时期行会习惯法的特质。
本书结构、条理清楚，史料详实。关于习惯法、民间法的研究，学界已有相当多的成果，本书的主要价值在于，作者不仅对以往学界学者在此领域研究成果做了回顾及分析，重要的是作者依托丰富的史料，对清代重庆这个特殊地域的行会商业习惯法进行了研究，并结合其研究成果对以往学者相关领域研究的观点做出自己的评价，或同意，或否定。作者与前人研究观点一致的地方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史实依据，否定的地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有史料做印证。总体来说，相对以往学界相关领域的研究，本书创新大于继承，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
目 录
总序…………………………………………………………………1
序………………………………………………………………………5
前言…………………………………………………………………8
内容提要……………………………………………………………11
第一章绪论………………………………………………………1
一、研究动机与目的／1
二、相关研究回顾／4
三、研究的方法、资料与相关概念的说明／12
第二章 清代中期重庆的商业概况………………………………23
一、清代中期重庆经济及商业的发展／24
二、重庆商业概况／27
第三章 清政府的商业管理制度与法律…………………………33
一、国家制定法中的商事规范／34
(一)清代的商业政策：关于抑商问题的再探讨／34
(二)清律“市廛”门／37
二、清代中期重庆地方政府对商业活动的管理与规制／44
(一)专册编户，设立保甲／45
(二)维护官牙制，保障交易安全／48
(三)打击把持行市行为，保障交易秩序／50
(四)统一度量衡，保障交易公平／53
三、对地方官府商业管理活动的再思考／56
第四章 商人团体与行规…………………………………………60
一、清代重庆的商人团体／60
(一)行帮／61
(二)会馆／67
二、行规的内容及性质／72
三、重庆商人团体行规个案研究——靛行行规与布行差务章程／83
(一)嘉庆六年(1801年)靛行行规／83
(二)道光二十年(1840年)布行差务章程／88
第五章牙行、铺户及运输业的规则与秩序……………………94
一、焉锰／96
(一)官牙制在重庆的实施／96
(二)牙行的经营方式／103
(三)牙行的经营活动及相关规制／109
二、铺户／113
(一)一般铺户／113
(二)钱铺及当铺／117
三、运输业／123
(一)水上货物运输／123
(二)客运渡船业／130
(三)脚夫／132
第六章 商业纠纷及其救济……………………………………141
一、商业纠纷的形态考察／160
(一)同行业者之间的利益纷争／160
(二)合伙经营纷争／162
(三)商业经营纷争／165
(四)货运纷争／170
二、商业纠纷的民间调解／174
(一)民间调解的方式／176
(二)民间调解的局限性／185
三、诉讼与地方官府的审理活动／187
(一)地方官对诉讼的态度及商人的应对之举／187
(二)商业纷争审理的依据／193
四、商业纷争处理中的“第三领域”／213
结语……………………………………………………………220
序
序规则与秩序，实历代法制之大端也。规则之旨在构建秩序，秩序之成胥赖规则之调整，二者不可须臾而离。此亦法社会学研究之主要视角。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学界对清代法制之研究，可谓从者如云，成果蜂出，于厘清清代之法，大有裨益。然平心论之，既有研究多致力于法规则的考订梳理，对规则之运行或曰法秩序的构建，则疏于勾勒描画，遂生厚此薄彼之弊，殊为憾焉。
学生张渝著《清代中期重庆的商业规则与秩序》，其选题、构思、创作、修磨之历程，余皆了然在胸。而今结集出版，嘱而作序。读之再三，掩卷有感。窃以为，该著虽不免于瑕疵，然可观之处犹多，要其大者有三：
首先，选题以小见大。清之历史，前后三百余年，法律史料汗牛充栋，采宏大叙事之手法以究之，势难有探幽洞微之效，故宜以点切入。张著以清中期为时“点”，以重庆府为地“点”，以弥足珍贵的巴县档案为依托，探究斯时斯地商事法律之实践状况。以此为“点”，对再现整个清代中期商业规则与秩序之“面”，或可收以管窥豹之功。夫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良有以也。战术如此，学术亦然。或以案卷材料证之，或以契约文书明之，立一言、发一论，其来有自，底气颇足，乃实证研究之典范也。
其次，研究动静结合。著者考证后指出，清中期调整重庆商业活动者，有官方的典章制度，若清律中之“市廛”门，若牙行许可之制；有民间的行为规范，若行规、帮规，若商事习惯，《嘉庆六年靛行行规》、《道光二十年布行差务章程》足为典型，此则商业规则之大观也，体现了国家制定法与民间习惯法的互补互济。然仅将眼光局限于纯规则的静态研究，似非著者所愿，亦非制度史研究之旨趣。故其于商业规则之运行的动态研究，着力尤甚。条商业纠纷之类型以陈之，缕纠纷调处之方式以析之，遂可得见，规则盖藉民间调解和官府诉讼二途，以定分止争，进而构建当时当地的商业秩序。
最后，见解推陈出新。纵观三十年来之学术史，与民间法相关的研究，成就斐然，然论者常易趋向两端：或醉心于官方法律文本之梳理论证，对民间大量的商事规则视而不见；或聚焦于民间规则之挖掘整理而拔高其功用，无视国法之尚存。著者不为既有观点所囿，以为商业纠纷之化解、商业秩序之建构，国家律例是首要依据，行规习惯为主要依据，二者共为一有机整体，不可分离以待，此论甚为公允。又，习见以为，传统社会民事纠纷之救济，重调解而轻诉讼。著者研究认为，商业纠纷虽属其间，但与一般民事纠纷特征迥异，一旦涉利益巨大，则多以诉讼手段解决；一般民事纠纷重亲邻调解，商业纷争则很少通过亲邻调解，而以行帮首人或同业商人的调解为普遍。再，对美籍著名学者黄宗智教授提出的民间纠纷调处“第三领域”的问题，不人云亦云，而保持自己的看法，且以自身的研究证明，其“所谓的‘第三领域’并不是自足的”。如此种种，令人耳目一新。陈寅恪先生谓学术需保持“独立之精神，一自由之思想”，晚生后学得露其端倪，甚为欣慰。
察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人心浮躁，故志于学者日稀矣!张渝以绍华之年，潜心研治清代地方之商事法，有勾考，有辨正，有反思，有批判，叙事备且广征史料，说理透而不乏文采，洋洋洒洒，凡十数万言。璞玉未彰，以待时日。世人览之，或有所鉴焉!
谨以为序!
俞荣根
2009年夏于山城
